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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听取审议专项工作报告的建议由委员长会议、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或全国人大代表提出，委员长会议或常委会会议决定。

《西国近事汇编》创刊于1873年，连续出版1320期，共73册，在当时中国城市社会和士绅中曾造成较大影响，被誉为求近时四裔情形的唯一渠道和欲知各国近今情形的最可读的刊物。因为今文经学旨在经世致用，强调法先王，法其义，擅长发挥微言大义，对于文本的要求没有古文经学那么严格，找到所比较事物之间的某些相似点即可。

陈新宇：戊戌时期康有为法政思想的嬗变——从《变法自强宜仿泰西设议院折》的著作权争议切入，《法学家》2016年第4期，第86~101页。(3)改正波兰之宪法，并恢复新教徒之权利及议员决议之法。[53] 《西国近事汇编》1888年第4册光绪十四年十二月二十日至二十六日西报部分描述了明治宪法的颁布盛况： 正月二十三日为日本国皇布宪法改新章之期，在京亲王以及文武大小员弁均穿礼服祗侯。汪太贤主编：《中国宪法学》，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1页。康有为正是在反复论述《春秋》和宪法之关系和积极倡导宪法概念的过程中，将舶来的宪法融入中国传统文化。

殷啸虎主编：《宪法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4页。在这些文章中，其作者能够确定且为中国学者的文章有15篇，具体情况是：康有为6篇，梁启超5篇，康同薇、康同文、欧榘甲和马用锡各1篇。无效是法安定性与实质正义权衡后的结果，难以从法规范的逻辑演绎中得出判断。

[48] 第六，无法实现行政行为的目的。[32]这里的一般注意义务或许是以工商行政机关人员的一般水准为标准的，也就比所谓一般理性人的标准更严。从行政诉讼法第75条的文义来看，法院在作出释明后再行转换是更为妥当的。不构成无效者，经释明转换按照一般的撤销诉讼来审查，拒绝转换者即判决驳回。

[5]在程序法上，无效的认定权没有特别限定，有关国家机关均可认定行政行为无效。[56]在撤销诉讼的起诉期限之内时，无效与应予撤销的实体法差别并没有救济法上的意义，法院无需审查瑕疵的重大明显性。

[10] 3.目的论的见解 有学者参照行政制度的目的对无效与应予撤销作出区分。[11][德]奥托·迈耶：《德国行政法》，刘飞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00页。[44]从理论上说，有无行政主体资格是事实判断问题，有的行政机关是有行政主体资格，只是没有相应的职权，不是适格的行政主体。[39]参见杨建顺：《行政主体资格有待正确解释》，《检察日报》2015年4月8日第7版。

行政诉讼法第75条规定的没有依据的情形之一是没有权限依据。一般认为，根据我国行政诉讼法第2条的规定，我国的行政诉讼是主观诉讼，权利救济是行政诉讼法的首要目的。第二是在原告诉讼请求的范围之内，法院直接改作其他类型的判决。《宅基地使用证登记卡》上宅基地的长和宽及四至存在明显的涂改行为，具体内容无法确定，且被告不能证明涂改的时间及理由。

[11]弗莱纳等学者基于法的安定性或一般的信赖保护必要认为，行政行为瑕疵原则上是可撤销的行政行为，[12]无效是行政行为瑕疵的例外。瑕疵对一般人而言不明显，对某类行政人员而言却可能是明显的，依此标准就会扩大无效行政行为的范围。

（二）日本行政行为无效认定的镜鉴 我国早在民国初期就从日本引进了行政行为无效的理论，[14]但新中国初期直至行政处罚法制定前后，这一理论和相关实践近乎消失。而授益性行政行为即便没有法律规范依据，也不构成无效。

[12]参见前引[6]，田中二郎书，第338页。而应予撤销行政行为的认定权则具有特定性，服从撤销程序的排他性管辖，除作出该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外，一般由行政复议机关或法院撤销违法的行政行为。[17]東京地方裁判所判決1960年4月20日、行政事件裁判例集第11巻第4号871頁。类似的表述是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依法应确认无效。法院有时会以违背重要的法律原则为由，认定据此作出的行政行为无效。[49] 第七，违背重要原则。

第二类是针对违反调查程序要求的。迈耶认为，行政行为具有非常明显的法律错误时无效：当作出行政行为的机构不是行政机关，或某一事务根本不在该机关的管辖范围之内时，这样作出的行政行为就是无效的。

确认江苏省财政厅苏财行复[2015]5号《不予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无效。最高法院在现实中也常常进行具体的价值衡量。

它区分了一般违法与无效，但也只是在判决的原因上作出区分。如此，既保持了一定的稳定性，也可以发挥具体价值衡量说的开放性功能。

在王卫华诉烟台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行政登记案中，一审烟台市芝罘区人民法院也认为：行政行为只有到了一般理性人判断都会认为匪夷所思地达到重大且明显违法的地步，才能确认无效。这些事由只有放在个案中才能有适当的理解和适用。行政厅是否因怠慢而忽视应调查的资料，与判定处分是否在外观上具有客观明显的瑕疵没有直接关系，不管行政厅是否因怠慢而忽视应调查的资料，在外形上、客观上可以认为有明显误认时，就不妨碍说有明显的瑕疵。[31]当然，何为一般理性人的判断，通常是由法院来认定的。

法院认为，这虽然严重超过法定办案期限，系程序违法。没有权限依据，也可称作无权限、无职权依据。

如果缺乏救济法上的相关制度设计，行政行为无效制度就无法真正实现其功能。为了让行政行为有效地归属于国家，国家规定了其要件，欠缺要件当然无效，法律规定的要件都是为了让行政行为归属于国家，各个要件具有同等的价值，不可能承认其有轻重之差。

关键词:  无效行政行为。反过来，若原告申请确认行政行为无效，但该行政行为并未达到无效的违法程度，法院能否直接判决撤销？因为确认无效判决较撤销判决更为彻底、严厉，基于对原告诉权的尊重，根据举重以明轻的解释规则，法院不宜直接依职权作出撤销判决，况且撤销判决还有一个不同于确认无效判决的重要适用前提，那就是被诉行政行为在起诉期限之内。

拒绝配合这些行为，相对人并不会因此而遭受不利，更不会构成妨碍公务。[42]这种表述易与行政诉讼法第70条撤销判决的超越职权相混淆。在行政诉讼中，法院固然具有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职责，但这种职责的履行应当借助于正常诉讼制度来实现，否则我国行政诉讼将转变为客观诉讼。[35]例如，在黄佳星诉江苏省财政厅行政复议案中，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原江苏省国有资产管理局根据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检察院的要求，于1998年5月27日向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检察院出函，将原江苏扬子江文化中心资产性质界定为国家资产，该行为系原江苏省国有资产管理局基于人民检察院的要求作出的司法协助行为，而非行政行为，依法不属于行政复议受理范围。

[29]例如，在徐某某诉永嘉县民政局婚姻行政登记案中，法院认为：首先，结婚登记的一方当事人‘吴凤英以虚假身份骗取结婚登记，违反了婚姻登记管理制度，法律不允许以虚假身份骗取的结婚登记产生确认、宣告夫妻关系的效力。第五，明显违反法定程序。

[23]参见[日]盐野宏：《行政法总论》，杨建顺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08页。例如，对于应当作出确认无效判决而原告没有申请确认无效的，法院可以作出释明，藉此来满足行政诉讼法第75条的原告申请要件。

如果不能允许有行政行为外观的无效行政行为通过撤销诉讼予以消除，就会出现一种不合理的现象，即行政行为存在成为违法原因的瑕疵时原告胜诉，存在更为严重的能成为无效原因的瑕疵时却被驳回，诉讼费用原则上也由原告负担。从解释论上来说，既然行政诉讼法作出了区分，就应有诉讼法上效果的不同，需要在后续的救济制度上体现出来。